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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爷梁晓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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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12 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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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周刊2012年度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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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者_张小摩实习生_蒲思恒 摄影_刘浚 梁晓声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几年前,他去做一个题为“民主政治与文化使命”的演讲,手拎环保袋进入会场后,他对下面乌压压的人说,做这个演讲“有

杠爷梁晓声

记者_张小摩 实习生_蒲思恒  摄影_刘浚

梁晓声发现,自己逐渐变成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几年前,他去做一个题为“民主政治与文化使命”的演讲,手拎环保袋进入会场后,他对下面乌压压的人说,做这个演讲“有一点不情愿”。因为他“慢慢意识到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自己的发言十句有五句不中听”。

新书《郁闷的中国人》这一命题,则是这种“不中听”声音的延续。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郁闷、愤懑、愤怒乃至怒火,有处发泄当然比无处发泄好,发泄到网上当然比发泄于现实好。这些情绪,恰恰能促使当前中国产生更新思维的“顶层设计”。

 

以书本对时代谏言

作为政协委员,梁晓声今年提交了三个提案,关注的都是大事:“一个关于缩小贫富差距,要求国企高管高纳税;第二个关于腐败问题;第三个关于简政,这些做起来都很难。”

结果,直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回应。

前几年,在两会上他会因为农村教育问题拍桌子骂娘。有人反对他的议案,他就反问,你反对的依据是什么?对方回答了他一个很高级别领导的名字。他气愤地回应,“不管谁说的都是屁话”。

于是,他被批评修养不好。私下他坦言:“在大场合对官员发火,是因为那样才能引起他们的重视,才能改变一些事。”

“最大的不道德是腐败,最大的不公正无非就是贫富悬殊。”梁晓声说。他指的不是贫富差距,没有差距怎么可能?但悬殊,那就是最大的不公正。他认为,当这种大的不公正出现了,没解决好,批判力又不够,几乎等于一个时代默认了它的合法性。

他曾经使用几个成语概括当下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一个是“造堂哜胾”,指现在富人们吃大块的肉,底层的人只能“画饼充饥”,而有些政策更多情况是“望梅止渴”。很多国有资产则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国民财富的蛋糕没有得到公平的切分。他担心,如果遇到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剩下的局面将是“涸辙之鲋”,就是干涸车辙中的小鲫鱼。

很多人不会去谈这类“大事情”。梁晓声却是反向思维:“这是最大的事情,你不谈这个谈什么?首先抓住最大的问题去解决。我可以写一篇非常温暖的小散文,给别人去看去感动,你却不能寄希望于那个能影响国民。发表一篇那么小的东西,有什么影响呢?”

因为敢言,梁晓声被视为文坛上的“平民代言人”,“我也承认这一点,我写的作品关于平民的有很多,但总是不忍心像鲁迅写《阿Q正传》那样把这个阶层描绘到那样一种程度。我所知道的那种真善美一个是文学给我的,一个是民间给的。”

“谁跟自己的阶层没有感情呢?”他不愿把贫贱者写得过于猥琐。

但一些批评者认为,他过于简单地将富人与穷人对立起来,在他的眼里似乎道德与财富不可兼得,只有贫贱者才能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到1997年,梁晓声出版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一书的时候,他被更多的人指责为“仇富”、“伪平民意识”。

“您认为富人就不会为穷人说话吗?”面对这个问题,他立即反问道:“你认为富人会替穷人说话吗?”

他后来自省说,时评需要冷静、客观、公允,承认《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的情绪色彩太浓,“我是以书本的形式对时代谏言。”但是,他对书中的基本立场没有退缩,“我没变,我就是这样在看的。没变化,也不打算忏悔。(除非)有足够说服力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的。”

大中国感

63岁的梁晓声,已经创作1600万字左右的文字,这个庞大的作品库中,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现象的批评占了三分之一。之前弘扬理想主义的“知青作家”,跨界去做社会分析和评论,并非偶然。

他出生在哈尔滨,一座曾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城市。在那座受苏俄文化影响很大的城市里,他最早读到的是高尔基等人的苏俄小说,然后是雨果、拜伦等欧洲作家的作品,“眼睛看到什么就读”。这些阅读给了他一个基本概念:作家不仅是写小说的,杂文、戏剧、社会评论,什么都写,就跟中国鲁迅那个时期一样。

“那些作家在一个风雨交汇的大时代,都有异常的秉持,我们叫做作家的良知。你看诺贝尔获奖者的那些演讲辞,都谈到责任感。那你就要想,作家为什么应当不只是写小说?”

五年前,梁晓声到了北京语言大学教书,写长篇少了,中短篇小说、社会评论类的文字多了。“因为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用小说反映的话不够快速直接,所以评论这些形式更能帮助公共知识分子自由发言。”

在作家、政协委员之外,他又多了个教授身份。面对他的学生,不免要谈到对社会的感觉,而作为政协委员要参政,前提就是“大中国感”—他的“大中国感”,从哪里来?

梁晓声不喜欢社交活动。他称自己最讨厌的地方一是不干净的厕所,二是太精英荟萃的沙龙。他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社交聚餐,他朋友很多,但来往极少,不打电话,不拜年,不在网上闲聊。

有次他随团出访马来西亚,几天下来,终于因为没有机会独处而不堪忍受。于是请假两日,留在住所独自一人看书,记笔记。

他常常看一本名为《同舟共济》的杂志,尺度相对较大,很多公共知识分子和大学教授在那里写东西,一些别的杂志发表比较难的,这里也有可能会发表,“你知道的事情越多,你对历史知道的越清楚一些,你越不敢自信你的想法是全对的。”

他不上网,他获得资讯的重要渠道是看电视,尤其是凤凰卫视,这给了他不同于央视的一个观察视角。凤凰卫视经常引述网上的评论,网上的民意调查,即使不经常上网,他也了解网民在关心什么。这是他每天必看的,他甚至说,“如果没有凤凰卫视,我完了”。

他曾在去年两会期间开通了微博,之后就关闭了。他对微博怀着警惕,解释是,“一些人沉迷于当公共知识分子,为了增加粉丝和引起社会关注,经常弄些没常识、耸人听闻的东西。每天无数次都在想,下一个140字以内的话该说什么,说什么是大家喜欢听的,传播什么能让大家传来传去。一个人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可笑的,变成这样他还是知识分子吗?”

他对微博的拒之千里,或许也因为他在微博上吃过一次大亏—去年,微博上疯传梁晓声说过“如果十年后的中国还像现在这样,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转发两万多次,他被迫出来澄清解释“我要表达的原意是:十年后中国如果回到‘文革’,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我更属于笔纸。”在微博的告别语中,他如此说。

理想主义与政治意识无关

梁晓声不讳言自己曾是个强烈的理想主义者。从1968年到1975年,他有过7年的北大荒知青下乡经历,在他笔下,从短篇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到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再到长篇小说《雪城》,十万北大荒兵团战士理想主义的追求,曾一度成为文坛强音。

“再过30年,有人说这些文字还值得看一看,我就很欣慰了。”他自嘲说,他清楚定位自己“是过渡时期的作家。”

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是外界分析梁晓声及其作品的重要视角。他对两者的关系的理解是,所有的欧洲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最后也都会是人道主义者。“雨果后来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他强调,政治意识的理想主义跟他的理想主义从来无关,他的理想主义就是人性所能达到的那种正直、正义和善的高度。

到了2000年写作的《重塑保尔·柯察金》,他亲手解构了自己宏大的理想主义。

这个解构,是通过解构保尔·柯察金这个在中国影响巨大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达成的。“我不喜欢什么‘活着就是要解放全人类’这个臆想接近上帝的想法,它是非常可怕的。假如一个人说,我当村长是为了使全村人富起来,我们相信;一个人和国家结合,为了使国民幸福,我们也可以认同。但说一个人活着是为了让全人类幸福,这听起来非常可怕,而且非常不可思议。”

从个人性情上,他也不特别喜欢保尔。“人家冬妮娅对他怎么了?救过你命,跟你初恋,凭什么,你在铁路上看到人家说人家身臭,扔过去一把铁锹?那是我的情人,结婚了,救过我的命,我看到别人欺负她,我会去制止。这才更符合我。”

他更喜欢里面的团委书记丽达。丽达说,不要以为身为革命者,心里就只有党和军刀,满口脏话,喊着冲啊,革命者不该只是这些。

“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我将收回我之所爱。”

在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这个严厉的观点已经埋在他心中很久,一直没敢公开说。

理想主义摔成了碎片,英雄彻底倒下。到了《郁闷的中国人》里,接续这种理想主义的是蓬勃着的公民意识,之前的“人类”、“人民”转变为“公民”。在书的后记中,他乐观地“坚信”:在未来的30 年,民主在中国的作用空间将会越来越大。

“但,不会再是由什么民主运动而实现的。中国人其实对运动早已经腻歪了,这是外国人不了解中国人的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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