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蒲思恒 摄影_刘浚
4月28日那天，丁武站在位于798艺术区的东京画廊+BTAP门前，双手背到身后，嘴唇抿得很紧。在一众已届中年而发福的朋友中，他被衬托得有些瘦削。
这是丁武的第二次油画巡展，画中影像记载了他和他那一代人的青年记忆。媒体记者早已围成半圆等候着他，一见他踏入包围圈，快门的咔嚓声此起彼伏。他泛起笑意，眼角与双颊挤出细细的皱纹。
此番交流相当和谐，并没有第一次举办画展时的剑拔弩张。彼时，因展出革命样板戏系列，丁武被外界质疑“特意用‘文革’元素吸引西方眼球”。他在之后的访谈中为自己辩解：“我并非要吸引别人的眼球，这些画都是我的真实经历”。
这一次，丁武只画自己的故事，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许多人对丁武开画展感到好奇，其实他上过工艺美术学校，做过美术老师，“画画于我而言，就像本能”。
碴琴岁月
一节破旧的绿皮火车，车厢后壁挂着领袖头像，同车旅客无一例外地衣着色彩暗淡的军装。人们坐得端端正正，神情严肃。一个穿着深蓝布袄的女人紧抱着怀中的孩子，她面前摆着一只喝开水用的玻璃瓶。
丁武记得，那是“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1968年。他刚满六岁，父母由于“政治错误”被下放到东北恒春，距离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流放地——宁古塔非常近的一个小村庄。年幼的他在开往恒春的火车上好奇地东张西望，丝毫没有注意到父母正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忧心忡忡。
火车抵达目的地。丁武随父母下车，在恒春住下，就读于“五七”干校小学。
白天，父母喂猪、种田；夜晚，上台挨批斗。他们没有工夫去关心儿子在做什么。干校早已因“文革”停课，年幼的丁武便抓着笔在小纸片上画画。每天，他搬一个小凳子坐在院子中央，画马，画火车，一画就是一下午。
多年以后，当丁武在画布上落下火车印象的最后一笔，心中仍然怀念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少年不知愁滋味。
十岁那年，“文革”接近尾声。丁武终于能与父母一同返回北京。由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得了脉管炎，他手腕不太灵活。为了治好丁武的手，母亲让他去练习吉他。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碴琴风靡一时。丁武那时才十二三岁，每次都由表哥带着去看碴琴。
那帮碴琴的哥们家庭条件都不很好，住房不宽裕，谁家都不方便聚集人弹琴,于是大家相约公园。各个区弹琴最厉害的高手一到，公园里的人便里三层外三层聚集起来，有一种打擂台的感觉。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也提到了碴琴这一当年最时兴的活动。片中他们碴琴的地点，在碧波荡漾、垂柳依依的后海。陈羽凡扮演的许逊在片里大出风头，连摇滚带民谣，把对方那帮人震得不轻。
后来，丁武对照着剧中场景把当年碴琴的一幕在画上再现了。热爱吉他的年轻人穿着军大衣，骑着自行车，前梁杠上坐着姑娘，扛着自己的琴，前赴白雪茫茫的后海，相聚切磋。他把这幅画命名为“冬乐”。
“那部电视剧拍的碴琴感觉跟我们那时候差不多，不过我们不是在后海”，丁武说， “七十年代兴碴琴，八十年代兴碴舞。现在兴的是碴车碴房了吧？”他感慨。
这大概是他们那一代最早的音乐萌芽。到1976年，人们思想的禁锢开始像那年唐山大地震的裂缝一样寸寸崩裂。地震过后，一片狼藉。许多人都处于一种生活突然大乱而无所适从的迷茫状态。丁武每天背着吉他去地震棚找琴友碴琴，倒也自在。
出事儿了
两年后，丁武考上了北京市工艺美术学校美术系，第一次接触到了摇滚乐。他结识了许多玩音乐的朋友，也成立了自己的乐队。毕业后，他去了当时的北京132职业高中服装设计系教基础美术。但他并不“称职”，常呼朋唤友开party，三天两头把学生们带出去采风，自己则坐在草坪上弹吉他、写歌。
摇滚让丁武的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音乐上。为了专心做音乐，他辞掉了美术教员的工作。1984年，加入不倒翁乐队。臧天朔、王勇等一批摇滚老炮也是从这支乐队出来的。
同年，崔健找到他的几个朋友组建七合板乐队。他们大多翻唱欧美流行歌曲，而不倒翁则偏爱日文歌。
这帮子人很快互相熟稔起来。那年崔健过生日，当时还没有live house，找不到可供大伙儿一同庆祝的地方。丁武就带着众人来到他位于芳草地一座居民楼的家里。当天去了两三百人，从楼道到院子、从一层到六层都挤满了人。大家喝酒唱歌，吉他、音箱、鼓、脸盆、饭盒都拿出来了，敲敲打打，一直玩到第二天早上。不胜烦扰的邻居打电话叫来了警察，警察严肃地告诫他：这是扰民，必须搬走！最终，以丁武中午之前搬家收场。
丁武把那场闹剧作进了画里。“所以画的名字叫‘第二天就出事儿了’”，丁武笑，“那时候多青春啊，你看我的画几乎都是写实的。因为我就想记录下这些时光。”
不倒翁与七合板虽然很快就解散了，但总算是摇滚之前超越大陆原有音乐形式的最早探索。乐队散了后，丁武整日在家弹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郭四。正巧，郭四的公司有排练设备，于是他找到李彤成立了黑豹乐队。也是在这期间，丁武与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张炬一见如故。那时候的窦唯也很可爱，大家常在一起排练。
1986年，由于郭四的公司破产，黑豹也暂时告吹。两年后，丁武组建了唐朝。
他还记得唐朝乐队刚成立时，北京的交通不发达，每次去参加演出或排练，总是熬到深夜。拖着疲倦的步伐走出门，却叫不到车。于是，只好选择“11路公交”，从五道口一直步行到南苑机场。实在走累了，就随地躺下。有时是汽车站，有时是桥墩底下，有时是水泥管子……这样的路途一个礼拜最起码得走一回，印象最深的一次，他累得躺倒在白菜地里，身上裹着军绿色大衣。这段经历在多年后被他画入一幅油画里，他戏谑地将之命名为“歇菜”。
这是他们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丁武在中央美术学院认识的一个油画系朋友的帮助下，在美院宿舍12层租到了一间大画室。乐队吃、住、排练全在这里。
其间，丁武曾出走过一次，他去了新疆。他原本打算去塔什库尔干，但最终因旅费不足而作罢。走到和田时，身上的钱花个精光。不仅要到菜市场捡人们丢弃的菜叶，甚至还要了一个月的饭。最后，他靠搭乘顺风车一路回到喀什。每个傍晚，他躺在小旅馆的天台上，看着头顶瑰丽无比的火烧云。到夜晚，他们拆掉了床，点起篝火迎接曙光。
这个场景便是后来的《粉雾》。多年后重提往事，他仍然掩饰不住内心的意气飞扬：“我在新疆交到了许多朋友。我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弹琴唱歌。他们的音乐给了我很多启示，后来我把这些元素都用到了作品中。”
绝望致谎言
回京后，丁武带着在新疆学到的东西埋头苦干，唐朝乐队的作品相继问世。1990年5月，丁武终于得到了滚石唱片的合约，开始录制乐队专辑。两年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梦回唐朝》问世。
唐朝火了。他们随即开始巡演，所到之处，歌迷一片热情狂乱。在那场与魔岩三杰同台撼动香江的红磡演唱会上，丁武凄厉的歌声给了港人一次畅快淋漓的摇滚洗礼。
虽然唐朝一时风头无两，可好景没有持续太长。他们仍然穷得要命。当年的版权被几千块钱买断，之后版税根本分不到手。摇滚女歌手姜昕回忆自己与丁武他们交往：“他们真的算是最穷的名人了。队员们到后来排练时每天只能啃苹果度日。”
祸不单行，红磡结束后次年五月，张炬车祸身亡。之后的唐朝在歌迷眼里开始“走下坡路”了。原本的阵容几经分裂和重组。第二张专辑花了丁武整整七年时间才得以诞生，但《演义》却被乐评人称为“唐朝的堕落”。部分激进乐迷甚至给予了他大量的谩骂和攻击：solo没头没脑，编曲有气无力。他们没有听到过去的那种慷慨激昂，称“唐朝已经成了小丑”。
丁武表现出少有的固执，“这并不是退步，”他挑起两道眉毛，语气有些激烈：“我不想因为你们喜欢从前的那些歌，就一直写这种风格的歌。我觉得应该有变化。”
他把“求变”的理念一直带到八年后的第三张专辑《浪漫骑士》里，这张专辑是为了纪念去世的父亲。当年一起做音乐的朋友此时也四分五散。何勇精神状态欠佳，坐在房间里点燃了火。窦唯离了婚，不再开口唱歌。张楚迷上了电子乐，崔健开始玩ｒａｐ。中国摇滚的辉煌转瞬即逝，留给历史孤寂的背影。
在创作 《浪漫骑士》中的歌曲《绝望致谎言》时，丁武画了幅与之同名的画。一片暗红加深紫的压抑底色上趴着一个绿色小人儿，双肩长出一对干瘦的翅膀。它的背部被一只CD沉甸甸地压着，顶端挂着一轮黑色太阳。
“画它时是我最困惑、最迷茫的一段时期，我感到非常压抑。”丁武回想起那段让他感到苦痛的时光，微微皱起了眉。
那个小人儿便是丁武的化身，曾经倾注过热情的音乐竟然成了压迫自己的负累。他开始对摇滚感到绝望。
其实到现在，丁武也从来不觉得自己当年有过什么辉煌，虽然人们总是把他与唐朝乐队奉为中国摇滚的先驱，对当年红磡巅峰津津乐道。他曾希望摇滚能够走出地下，甚至走上春晚舞台，在他看来摇滚应该是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失望了，中国摇滚终究是一棵长不大的树。尽管当下摇滚乐比十多年前受众更广，也有大量音乐节各地开花，对摇滚乐大力推广，但就算这棵孱弱的树开了花，却很难结出哪怕干瘪的果子。
丁武对摇滚圈的狂躁与绝望一直持续到2004年。那一年，他与杨婷相识。杨婷是个开朗的云南女孩，在饭局上，她和丁武聊美术、音乐，让丁武感到轻松。
杨婷自告奋勇要当唐朝乐队的经纪人。丁武性格里冲动易怒的一面得到中和。杨婷替他承担起许多乐队经营上的事务，丁武则每天在家画画、写歌，两人还结了婚。
当年丁武因痴迷摇滚乐而害怕婚姻会给创作带来束缚，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小女孩的父亲。这个摇滚老爸早在女儿出生前就迫不及待地买了一百来件小衣服。
他开始学古琴，画水墨画，修身养性。“随着年纪渐长，我越发感到沉静的重要。年轻时候荷尔蒙分泌旺盛，总带着愤怒的情感去看世界，现在想来觉得挺幼稚。”
说这话时，女儿的小手正调皮地揪着他的一缕白发。跌宕二十余年，他喜欢用“沙袋子”形容现在的自己，“我发现我像一个装满沙子的沙袋，我有柔软的部分，但越敲打我越坚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