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河西 摄影_杨子
1954年出生的陈佩斯今年正好六十。胡子，白了，光头，不然白发一准和胡子似的。陈佩斯感叹：“精力上也不行了。确实不行了。”老父亲陈强2012年去世，遥想当年，和父亲一起演电影时那个楞小伙子，如今也已到了耳顺的年纪。
曾经的小品王，和CCTV分开后，他种过石榴，却在另一片舞台上收获人生第二春。
2001年他主演的话剧《托儿》一炮而红，从此在话剧舞台上树立起一杆大旗：陈佩斯喜剧。
十年前，陈佩斯的喜剧《阳台》引爆京城，十年后，陈佩斯卷土重来。9月5日和6日，他在上海文化广场上演明星版《阳台》，爆笑，那是肯定的。更难得的是，在爆笑之余，矛头所指，贪官污吏，纷纷中枪。
十年前，他们的台词里就用了这三个字：“你懂的。”
“我们还真有点预见性，”陈佩斯多少有些骄傲地说，“你看那些官员，抑郁了，就跳阳台，我们那时候就排了这戏。”
作为陈佩斯“民生舞台喜剧三部曲”之一，他十易其稿排的这部戏，绝不简单地逗乐你就完事。你能从包工头老穆不慎掉入贪官侯处长家阳台之后引发的一系列滑稽可笑的故事中，看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尖锐的矛盾和阵痛。
用陈佩斯自己的话说就是：“太接地气了”，在频频传出官员抑郁跳楼新闻的今天，《阳台》就像一部寓言，以一种陈佩斯特有的喜剧的方式，来讲述他对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思考。
从阳台俯视这芸芸众生，犀利、不妥协、嬉笑怒骂，这就是陈佩斯。
他们死了，才有别的人活下去
南都周刊：以前是小品王，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和你父亲陈强拍摄的“二子系列”电影我印象很深刻，后来为什么对舞台剧情有独钟？
陈佩斯：舞台剧的魅力在于你能亲历亲为地表演，直接面对观众的那种现场感，以及它和现实生活的关照，都让我着迷。而且，它集音乐、舞台、美术、文学、表演于一身，你看我们的这种喜剧，台词的音乐性特别强，它的节奏感、韵律感，使我在创作的时候同时在享受。就像一个芭蕾舞演员，她让你陶醉的同时，她自己也在享受这个过程。喜剧的话，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能和观众在互动，他们的掌声、笑声都会让你兴奋，如果得不到他们的肯定，你就会找原因。就跟颠乒乓球跑步一样，你得拿捏那个分寸，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特别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力。你错一点，他们就没声了，你会害怕。这又使得话剧高于舞剧和音乐剧。
对于话剧，我觉得我还刚刚入门，真的还想往里再走一段，也许是—500年？
南都周刊：2001年之后就不再拍电影了，为什么？
陈佩斯：电影市场不规范，做不了。重视都是在口头上，没有实际的指导。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很热，但是热不等于正常，不见得好，我觉得还不规范，什么能演什么不能演，没规矩哪成啊？你们可能不知道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抗日题材是不能写的！反右不能写、大跃进不能写、人民公社不能写、“文革”不能写、连抗日战争都不能写……那还能写什么呢？那时候不能写抗日，那是怕影响和日本的关系，不能提。这东西有法律吗？得有规矩不是？得定好了，谁说了算，按照什么说可以，什么不可以。还有票房，居然还能偷票房，实际上没有人管。相对而言，舞台剧要好一些。
南都周刊：做出这样的改变都是自愿的？
陈佩斯：不知道。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自己想要改变，是命运的安排。做了以后，你发现，很难，但是我就是这倔脾气，有一种冲动，难，但是我一定要拿下，不行，我非做不可，非撞这南墙，这也是一种毛病。
南都周刊：《阳台》已经演了十年了，当时怎么会创作这部戏的？
陈佩斯：就是有了生活的感受，体察到了生活中的这些细节，就写了。我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会深刻感受到它和当下我们的社会生活贴近、观照的程度。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公开地把有些事撂到桌面上说，国家级领导出了事，以前能说吗？当然，我们不会太直接，我们还是巧妙地回避那些激化冲突的情节，这是一种政治智慧，这没办法。
但是，今天的观众，观看演出时完全可以理解，这部戏讲的是什么。你看现在，跳楼成风气了，为什么？因为贪腐成风！这是好现象，他们死了，才有别的人活下去啊，这个社会才能走向正轨啊。所以这个社会要付出代价，这是没办法的。这个代价要么就是我演的那个老穆—那些劳动者，要么就是贪官处长侯建设。谁？谁去跳楼？最后侯建设跳楼，我们是怀着非常正面的、非常阳光善意的想法设计了这出戏的结尾。我们没有让老穆喝了毒跳楼，或者成为杨白劳，真的不是这样啊。我们在劝导他们：非理性的生活方式一定不行！会导致灭亡！这是我们十多年前就有的想法，那时候一开始北京不敢演呐，只能到四川去演，排练也在四川，后来才到北京演出，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共鸣。
所以我们这戏，十年了，现在看来也一点都不过时。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过时那一天。我希望这一天很快就到来。我希望下一代人看了这戏会说：为什么？为什么蹦下去了？怎么他就拿了3000万了？会不会把这当天方夜谭来看？如果是那样，那我的戏就过时了。如果真的过时了，那我就把这戏封存，让下一百年的观众再来当乐子看：哈哈哈，还能有这事？这就对了。
南都周刊：最初演的时候有没有受到一些阻力呢？
陈佩斯：我们是躲着过来的。一路躲着走，最后还是很顽强、很机智、很巧妙地让它站在舞台上了。当时主管部门确实犹豫，不知道应不应该批，该不该盖章。到最后，我想还是这剧本的力量，它太正，你也不能说不批。
南都周刊：今天重演这部戏，会是怎么样的感受？
陈佩斯：为什么这部戏有这样的生命力？我们在演出这部戏时，有对当今社会隐含的矛盾的担忧，你可以看到，这些隐含的社会矛盾，现在正在汹涌而来，成了社会主流。我们的内心都没有安全感，都知道有一天可能要出事，可是谁都不敢说。我们这个作品，是在不让说的时候我们说出来了、喊出来了。
南都周刊：那你觉得是一个特别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吗？
陈佩斯：没有！我首先得对得起自己！没那么多社会责任感。首先，我对我做的事特感兴趣，特喜欢，这是主要的。
南都周刊：那首先还是从艺术的角度来排这戏的？
陈佩斯：对。其次才是我拿什么题材来做这部戏，这才牵涉到一个关注社会的问题。
结构喜剧才是真正的喜剧
南都周刊：你曾经说结构喜剧才是真正的喜剧，为什么这么说？
陈佩斯：6个角色、5条线索，盘根错节，两个多小时，全程无尿点，靠的是什么？结构喜剧是按照戏剧本体的要求来创作的喜剧。戏剧的本体应该是行动，通过角色的行动来寻找角色之间的冲突和悖逆，依靠他们的行动线索来构造喜剧，这特别重要。我老拿盖房子来做比喻，梁和梁之间一个一个承重点，在力学上都要计算好，恰到好处，那样的戏剧才是真正的戏剧。
南都周刊：你觉得影视和话剧中的喜剧点的设计方式是不是会不太一样？
陈佩斯：不！都一样。去年我们拍了一个电视剧《好大一个家》，到了现场，第一件事，我们就找，每个角色的困境在哪里？有了困境，解脱困境就是每个动物的行动方向，不同角色之间互为悖逆的点在哪儿？一找，冲突就来了。找不着，大家使劲在那想，找着为止。这些年我年纪大了，在片场中午会小睡一会，那时候，刘蓓他们不休息的就在琢磨这戏，怎么往下演才有意思，他们想到了会把我叫起来，然后说这样这样你看行不行？我一看，合适的就好，不合适的，我就找他们角色之间的悖逆点，怎么掣肘，从结构出发，像捏橡皮泥似的，故事就顺畅了，结构的魅力也就在这里。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你现在憋泡尿，你不得去找个厕所？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喜剧，得有技术含量，得有理论支撑。
南都周刊：你觉得只有在人物关系的冲突中才能产生喜剧？
陈佩斯：喜剧，和夸张度无关，只和你的行动有关！人物关系可笑，那笑料就不会像硬去胳肢你那么别扭。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里，杨立新演数学教师尤曙光，十几年如一日照顾着昏睡的植物人老婆赵迎春，但是他丈母娘想多要一套房子，所以强迫他和妻子离婚。刘蓓演的单亲学生家长李婉华请求尤老师给自己女儿补课，尤曙光忙着上班和照顾岳母、前妻，分身乏术，李婉华以帮忙照顾赵迎春为交换条件，就住到他们家去了。日久生情，可是就在要结婚那一天晚上，昏睡的赵迎春醒了，而她又不知道自己已经和尤曙光离了婚，这一家子就乱了套了。从李婉华的角度来说，她当然不愿意自己丈夫照顾他的前妻，女人本能的醋意一再地刺激着她。你看，都是在人物身份的错位和误会之中产生的喜剧。这是喜剧创作的一个基本手法，你看靠笑料堆砌而成的喜剧，很多是因为它的结构不结实，不得不靠外化的东西凑。
南都周刊：这些年，舞台剧好像已经成为喜剧的天下，是喜剧就有票房，你对这样的现象怎么看？
陈佩斯：现在只有喜剧有票房，好像最近成了一种共识，所以大家没笑料也硬凑一点出来，其实大可不必。艺术还是得多样化。
南都周刊：之前人艺《雷雨》公演，观众笑场成为了不大不小的新闻，你觉得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陈佩斯：我听说了这事，还是我老朋友杨立新演的嘛，我觉得这事挺正常。确实经典的话剧设公益场是个问题。但年轻人笑有他们的道理，这是肯定的。时代不同了，在那个时代看特让人伤心的事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会有点可笑。而且你越标榜自己身份高、伟岸，就越要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所以，我们艺术家还得做好精神准备。精神准备就是，你得知道什么是笑，为什么笑，你再说他该不该笑。谁对谁错就有一个区分。
这个后那个后，没意义
南都周刊：要不要考虑受众？要不要和他们对话？
陈佩斯：我们老是想着怎么和他们对话，为什么老要想怎么对话呢？我觉得还是把这些想法用在自己身上，想想自己的作品，好好把作品做好，做扎实，而不是老考虑“80后”、“90后”，这个后那个后，没意义。我们过去是考虑什么呢？政府、文化局局长高兴不高兴，市委书记高兴不高兴，党的领导高兴不高兴，过去所有的作品，来了之后，先看领导的意思，习惯了！习惯看人家的脸色了！看个别人、特殊人的脸色！这种习惯到了今天，就是看“80后”、“90后”的脸色，根是什么？是Money！他们想要赚钱，如果迎合了“80后”、“90后”就能赚钱，那跟风者都想用这样的方法去赚钱，目的就错了。都不去考虑自己要的是什么，这就完蛋了，这样做一定会失败。我觉得能够被观众接受的、对社会无害有益的作品，我认为就可以呈现在舞台上，不要考虑那么多。
南都周刊：以前主要都是在北方演，这次到上海，也不会担心观众有南北差异？
陈佩斯：南北差异的话，我想上海观众的笑声可能会提前，以上海观众的聪明程度，他们肯定还没等我们抛包袱呢，他们就已经能猜到笑点了。
南都周刊：这部戏巡演完之后会再排新戏吗？
陈佩斯：在做，但是要超越自己太难了。有时候就觉得进行不下去，只好停下来换思路。过半个月，再来看。这种事急不得。经常找不着北，找着北了又找不着门，挺痛苦的。真的每到一个新的题材面前，会觉得自己是个特无知的人，特傻X。
南都周刊：近期很多卫视也在做喜剧综艺类节目，你有没有接到过邀请？
陈佩斯：收到过，还不止一家电视台，出的价码还很高，一出那个数啊，吓我一大跳。我晃神了好几天，太诱惑了。可是我去不了，还是都婉拒了，主要还是怕自己说不好，做不好，当不好导师。那是节目，和自己在舞台上表演是两码事，要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容易被观众嘲笑。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做我的岁数应该做的事吧。
南都周刊：那有没有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陈佩斯：我们已经做了四期的训练班，我们有一个“喜剧优青年2014培养计划”，专门针对喜剧人才的挖掘和培养而设立，也结合我们自身的优势，想为热爱喜剧的青年人提供实现梦想的平台。每周末，在北京有两个小剧场在同时演《托儿》和《阳台》。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将小剧场的演出变成一种常态，不是谁都能胜任喜剧演员的，做剧场想要赚钱也很难，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想要给这些培养出来的喜剧演员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
